JDS China 中国年轻行政人员长期培养支援项目

我有幸参加了中日两国政府共同组织的“中日人才培养奖学金项目”，于2014年8月至2015年9月在日本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攻读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现已顺利完成学业，特将此阶段的学习和生活心得体会汇报如下。

一．学习收获

赴日前，我给自己一年的留学学习设定了三个任务目标：一是努力提升英语听说读写能力；二是顺利修完学分拿到文凭；三是认真做好研究写好报告。

第一个目标关于语言学习。因为只有一年时间紧任务重，虽然有些遗憾放弃了日语学习，为了让自己充分利用这次宝贵的留学机会，还是给制定了提升语言能力的目标。每天坚持背单词，不上课的时候坚持听NHK等英文节目，在APU这个国际化高校学习，课内课外都是英语，三百多天的强化训练让自己的英文听说读写能力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第二个目标关于专业学习。APU坐落在日本温泉名胜别府市，学校很新，但教育管理理念很先进。2014年APU进行了课程改革，我们JDS中国的学生不仅要在一年内修完两年课程32个学分，而且绝大部分课程都限定在了国际公共政策管理这个专业范围。虽然学习任务艰巨，但收获挺大。除了论文写作、数理统计等基础必修课，其他如公共政策管理、国际合作政策、国际组织等专业必修课为自己的专业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己选修的亚太公共健康卫生，公共健康管理，环境卫生，亚太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亚太旅游，旅游政策制定与计划等跟公共政策相关的课程，不仅拓宽了自己的知识面，也为自己作为一名公务人员，能从环境、健康、旅游等其他公共政策的视角，更客观全面地了解公共政策制定应考虑的主要因素，为自己今后更好地从事邮政快递交通运输等发展政策规划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借鉴。此外，APU公共政策专业课的老师，大多有在日本政府或国际机构任职的经历，上课不只是理论教学, 还有更多实践指导。APU学院办公室还专门为JDS项目的学生提供了各种讲座、考察和研修活动, 安排我们去东京人事院了解日本独特的公务员制度，参观东京警视厅，参观东京环保局，垃圾填埋处理见学等；还专门请在任公务员来校讲日本公共政策实践，为我们JDS中国学生安排和大分县副知事的会谈。一年时间我还和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同学成为了朋友，大家在课上分享知识、课后分享美食，不仅结下了深厚友情，还通过多维度的课外学习，让我有了更多的国际视野，也更加认识到有效的公共政策要因时因地、合情合理地制定。

第三个目标关于研究成果。在申请学校时就定好了毕业论文的主题——中日邮政合作发展政策研究。邮政服务（包括快递服务）在当今国际和国内贸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全世界范围内，各国国有邮政集团之间有着许多成功的合作经验和模式。但是，随着各国邮政改革的推进，在中国和日本的邮政市场，现在都由私营企业所主导，国有邮政目前仅占市场的15-20%。随着目前跨境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私营邮政（快递）企业而言对国际合作有着非常大的需求。中日邮政合作目前也已经有了起步，但仅限于国有邮政之间的合作。中日两个邮政快递（位居全世界第二和第三）大国急需寻找一个合适的、可持续发展的合作模式。报告尝试着通过SWOT工具，分析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邮政发展与合作等历史关系，分析今后的发展的前景机遇和存在的挑战，提出中日邮政合作的方向和模式，更好地推动两国邮政快递甚至亚太地区邮政快递的合作发展。应该说中日两国邮政合作发展是有着坚实的基础和美好的发展前景的，但基于中日之间敏感的政治经济关系，需要中日两国政府、邮政行业协会以及企业，共同联手推进建立两国间邮政合作的有效渠道和机制。参照目前万国邮联在推动全世界各国国有邮政之间合作发展的经验做法，不止是政策，还要大力推动两国间的标准、技术、资源的整合，且将合作领域从国有扩展到私营领域，才能真正推动中日间邮政合作，共同促进两国的邮政快递发展。

对于中日邮政合作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目前中日之间已经有一年一度的沟通座谈会，但还需要两国政府在双边深入沟通协商方面起到主要推动作用。回国以后，会积极参与推动中日邮政之间实质性合作与发展，引导行业协会和企业的积极参与。基于中日邮政合作目前的状况，我们可以先积极推动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和日本邮政集团之间在合作运营层面的会谈，在积累一定经验以后，再鼓励双方国有邮政扩大合作伙伴领域，与对方有条件的私营邮政快递企业例如中国顺丰、日本宅急便等开展实质性合作。

二．生活体会

因为我留学的关系，我先生也向他所在的高校提出了在东京女子美大访学的申请，儿子在别府南立石小学就读，母亲也跟着一起来日协助照顾孩子。全家人在日将近一年时间的生活，有了更多了解日本社会生活和文化的机会。我们跟大家一样，利用放假期间欣赏了日本的名胜：冬季去北海道、小樽、长野等地赏了雪景，春季环游了北九州的阿苏、熊本、福冈等地，夏季从东京走到了京都、奈良、大阪，感受到了日本的干净、整洁、有礼貌、有秩序，欣赏了日本不同季节不同地方独特的美景、美食。其他时间全家都在别府跟日本普通老百姓一起生活，平时也积极参与到日本普通老百姓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对日本周到的政府基础服务、完善的社会自治组织和独特的教育文化传承有一些自己的体会。

首先，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的是周到的基础服务。家人来，地方政府唯一的强制要求，就是刚到别府时去市政府报道并申领在留卡和国民保险证，后续跟市政府打交道，基本都是政府主动来信来电提供帮助服务。市政府国际课官员每周为我们外国住民免费上基础日语课程；市政府教育课协助安排儿子到当地公立小学就读，儿子第一次去学校报道，专门员工去学校提供沟通协调服务，还为儿子寻找并免费提供了3个月的陪读翻译；儿童家庭课也主动提示我们跟进申请给孩子每个月的补助；所在社区举行年度防灾演习，市政府也会主动来信联系外国住民和当地居民一起参加演练，提供邻里间互相认识的机会以备不时之需。

其次，对日本社会的高度自治管理有很深体会。儿子来到学校就加入了学校的足球队，这里足球队是体育局和孩子的父母按照正规的足球协会法人机构运作来管理的，有年会、有章程，儿子加入训练也有专门流程。常规训练管理小组都会专门安排“当班”的妈妈跟进，每周校外的比赛则由球队高年级的妈妈们分工协作承担所有球队驻扎、餐饮、接送等服务。此外，有时间我和家人还一起参加了健步活动、开荒清扫活动，这些活动的组织，也都是由专职或兼职的上班族或者学生组成的非营利社团组织的，定期做计划安排活动内容。可以说，在这里上班有公司管理并提供相应医疗、养老保障，平时周末的休闲活动也是由专门的机构人员进行完善的组织管理。

最后，我想谈谈对日本的教育和文化传承的感受。大家都会感叹日本保留着自己独特的传统精神和文化，在这里文化传承和教育责任是人人有责而不仅仅在学校。不论是我们刚到日本JICE为我们提供的培训课程，还是公寓管理员第一次见面就发给我们的一大叠规则和要求，都会涵盖垃圾分类、防灾自救、行为规范等内容，社会体系良性运作，每个部门和环节都要分担责任。这里不同季节的每个节日，大人和孩子都会以社区或家族为单位，穿上隆重的传统服饰，一起表演传统节目，大家不只是节日的看客，文化精髓的传承，每个家庭和个人都在积极参与。在学前和小学教育方面，家长和学校共同承担了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生活行为习惯、锻炼好健康体魄的责任。小学五年级以前，学校和老师的责任更多地是激发和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掌握基本的生存技能，因此儿子有幸在这里接触到了国内没有的科学实验课、家庭烹饪课、手工缝纫课，不定期地远足、野外生存训练等体验课程；在小学阶段学生的成绩不是考核老师工作业绩的指标，对孩子学业非常关注的家长可以选择课后上课外班或者选择上当地在教学方面要求比较严格的私立学校。可以说，日本社会的各个组织和个人，大家都目标明确、分工负责、齐心协力地维护着自身文化和教育的发展。

总之，在活动的参与中，不仅深刻体会到日本“政府引导、社会自治”的管理模式,也从生活的点滴中看出日本高度重视独特文化教育的传承，做事独立、周到、认真、细致、严谨的精神从小从孩子抓起，并在各类活动中不断强化,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当然，发达国家先进的政府和社会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在参观东京垃圾填埋场的时候，了解到日本也曾经经历过苍蝇到处飞、害虫满地爬的过程。日本也是痛定思痛，从立法开始，到抓全民教育，到全体公民共同承担责任，最终才有享受如此赞誉的干净环境。日本能迅速吸收他人长处改良后为己所用，这才是发展的源动力。

短暂的一年留学生活，让我见识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非常感谢商务部、日本使馆、JICE提供的宝贵机会和留学期间的大力支持。归国后我会将自己所学、所感，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也会积极参与我们每年一度的中日邮政会谈，献计献策，为推动中日邮政合作发展尽一己之力。

（一）研究课题

我的论文题目是《日本战后的公共外交》。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在社交网络和自媒体时代的今天，公众意见空前的影响着国家政策甚至国际关系。国家通过公共外交手段影响外国公众意见，促进国家利益成为可能。根据BBC选取了全球17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主要国家，在24个国家的民众中开展针对上述国家的民意调查。在国家正面评价排名中，日本名列第五，并排在所有亚洲国家第一位。从全球范围来看，日本在二战结束后短短几十年时间内，通过一系列的公共外交政策，成功的重新构建了国家形象。

从战争刚结束后的国家形象修复，到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再到后来努力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政治影响力，日本政府在不同时期制定了不同的公共外交目标和战略，其公共外交的形式和手段也随之不断演变和丰富。日本的公共外交手段主要包括：（1）人员交流；（2）文化交流；（3）对外广播宣传；（4）经济外交和政府对外援助；（5）推进动漫外交；（6）网络外交；（7）非政府组织广泛深入参与公共外交。

日本除了开展形式多样的公共外交工作，更从立法层面保障了相关工作的开展。日本通过立法，除了规定外务省、文部科学省等政府机构的公共外交职责外，还对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等非政府组织配合政府开展公共外交提出了法律要求。

日本的公共外交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因为历史及领土争端等问题，在中韩等国民众中，对日本持负面评价的人数占比较高；其公共外交的开展还受到其政治外交的牵制等。日本政府在目前及未来的一个阶段，将更注重其公共外交的实用性，在宣传“积极的和平主义”和阐述其在历史及领土问题上的观点投入更多。

（二）留学生活

留学一年给我带来最大的收获就是进一步拓宽了自己的视野，特别是在学习中和与各国同学交流中，接触到了许多全球范围的最新社会议题和最先锋的观念。同时，因为热爱旅游和历史，我也去了很多向往已久的旅游胜地。在唐风洋溢的奈良城感佩鉴真和尚永不放弃的意志，在姬路天守阁感叹浅井三姐妹和德川千姬被权谋摧残的人生，在长崎的龟山商社去遐想坂本龙马提出“船中八策”的意气风发，在京都的二条城体验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大政奉还”，日本开启明治维新序幕那一段波谲云诡的历史变幻。

人永远是最美的风景。初到日本，在东京街头冒着雨给我们带路的老奶奶；在homestay家庭里，我和男主人年迈的父母通过英语、日语加汉字，聊中国和日本历史到深夜，最惊喜的是当得知我喜欢织田信长最爱的能剧名篇“敦盛”时，老爷爷竟然现场唱了起来，原来他的父亲就是专业能剧演员；在中山古道徒步时，在路旁免费茶棚做志愿者的退休老大爷，热情的端出自己种的黄瓜和番茄请我品尝，还斟上梅酒给我解乏。除了这些热情、亲切，给我以感动和惊喜的日本人令我印象深刻，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和老师也给我留下了愉快的回忆：在国际组织课上，与老师和同学认真但轻松的讨论涉及中国的问题，在课程发表时组织大家模拟联合国大会投票，最后令老师尴尬到自嘲的投票结果；同学聚餐时，一群来自中国、越南、韩国和日本的学生，在比拼用筷子夹绿豆时，全部输给了美国同学后的笑声；课上和菲律宾同学讨论南海问题，课后与中国同学一起教他们包饺子的欢乐；还有年逾60，退休后继续来读研究生的日本同学认真好学的精神。

我想感谢“JDS中国”及其工作人员，还要感谢日本外务省、日本驻华大使馆、中国商务部和日本国际协力中心（JICE），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工作和付出，我也才能有机会来到APU学习，让我能经历这样一段美好而又充实的时光。

2014年8月-2015年9月，有幸参加JDS中国项目，赴位于日本九州地区大分县别府市的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攻读公共政策专业。去年30位学员朝夕相处学习日语的场景犹在昨日，而今学成归国已在眼前。现将在日本学习生活感想简要记述如下。

1、研究成果

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日本进攻型农业的出口战略及对中国的启示。近年来，日本“天价”农产品走俏中国市场的新闻经常见诸于媒体,这与日本政府正在大力实施的将美味、安全、优质的日本农产品推广至全世界的出口战略密切相关。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日本可耕地面积少、劳动成本高，日本农产品生产规模小、价格高，不具备比较优势。为避免农产品自由化的冲击，日本农业政策具有很强的保护性，一方面给予农户和农产品高额补贴，另一方面在国际贸易谈判中拒绝开放本国农产品市场。2003年，日本提出“转守为攻”的新农业政策，计划实施农产品出口战略，向全世界推广高品质的日本农产品。那么，日本为什么会在实施了近50年的“保守型”农政后，提出“向着进攻的农政转换”的出口战略？日本政府如何实施出口战略将高价农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中国农业正处在发展的改革关键期，日本农产品出口战略的实施对中国农业发展带来哪些启示？

基于迈克尔•波特的“钻石理论”，分析构成一国某产业竞争优势的六要素，发现日本农产品在农业科技化现代化、品牌战略、市场经营等发面具备较强的竞争力。加上进攻型新农政下，“政府-农协-企业-农民”官民一体的出口战略实施，使得日本精耕细作下生产的高品质农产品顺应了中高收入阶层崇尚健康、追求品质的消费潮流，稳步提高了日本农产品出口额。对比日本农产品出口，尽管中国农产品在数量和价格上具有比较优势，但在农民组织化程度、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技水平、品牌营销等方面，仍需要通过国家政策投入与引导，提升整体竞争水平。

2、专业学习

我就读的专业是公共政策，属于亚洲太平洋研究科国际协力政策专攻，重点培养学生政策制定、国际合作、解决公共问题等方面的能力，以促进地区开发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由于JDS项目要求中国学生在一年内完成原定两年的课程包括毕业论文，共32个学分，因此，学习进度非常紧张。尤其在上半年，往往一天连上4节课，每节课95分钟，中间只有15分钟休息用来一边啃着面包一边穿梭校园奔赴下一节课的教室。下课之后基本呆在宿舍或图书馆，丝毫不能放松，因为课程涉及经济、统计、公共管理、政策规划、环境、可持续发展、旅游及公共健康等众多方面，每一门课都需要为了课堂讨论、发表、作业、考试及期末报告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因此，凌晨2-3点入睡已成为在日本读书时期的常态。尽管课业任务繁重，但在国际化的APU也充分感受了文化的多样性。所选修的16门课程，老师来自日本、英国、新西兰、哈萨克斯坦等9个国家，同学更是来自世界各地，肤色各异。拥有不同年龄、生活、文化背景的师生相聚APU，共同参与课堂讨论，共同参加团体活动，让我加深了对不同文化社会体制的理解，也增进了与各国师生的友谊。通过比高考时期还刻苦的努力学习，16门课程(含论文)11门A+，5门A，平均成绩GPA3.69分,顺利完成硕士课程。

3、交流学习

除了课堂学习，为加强日中交流，JDS还安排了一些短期访问见学活动。如前往大分县县厅拜见大分县副知事太田豊彦，得知我来自农业部门，特别介绍了起源于大分县的“一村一品”运动及推广“豊後牛”的品牌整合活动。又如前往日本国家公务员最高人事机关人事院，学习了日本公务员系统独特的晋升轮岗培训制度。还有在世界银行东京办事处，了解了作为世界上经济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日本如何参与促进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这些交流活动虽然短暂，却极大开拓了课堂以外的视野，更主动深入地感受日本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产业、建立社会发展体系与开展国际交流等方面做出的努力。

一年的留学时光短暂而充实,衣、食、住、行——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我有生以来特别而难忘的经历。

1、衣

说起日本的传统服饰——和服，就想起和我homestay家庭松井啓子一家的快乐回忆。松井一家住在距离别府车程约一小时的杵筑市，是一座充满传统日式建筑和园林景观的小城。第一次去松井家，啓子桑就让我体验了复杂而讲究的和服穿戴。然后，穿着和服，踩着木屐，迈着小碎步，和她一起参观杵筑城——号称日本最小的城堡。也因为短暂的两天一夜的相处，啓子成为了我一位要好的日本朋友。之后我们又多次见面，一起参加APU天空祭，在杵筑公园骑马，在别府公园野餐赏樱花，学做蛋糕等。更有缘的是，我和啓子的小儿子是同一天生日，生日前一天，啓子把我从宿舍接去她家，为我举办了一个在异国他乡倍感温暖的生日party。通过与啓子一家和她日本朋友的交流相处，让我切身感受到日本人民的友善、热情和对中日和平友好发展的愿望。

2、食

我住的学校宿舍,每一层都有一个宽敞的公共厨房,于是每天傍晚和来自不同国家的楼友一起做饭成了紧张学习之余的休闲时光。大家总能从不同的饮食习惯聊到各自国家的文化、宗教、习俗等。购买的各类食材则让我充分体会到论文研究中提到的“食品身份证制度”和“农产品物流追溯体系”，上市的农产品广泛采用电子标签，记载详细的生产信息和流通过程，构建起日本农产品的“全农放心系统”，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3、住

在日本居住最大的体会就是细致严格的垃圾分类。宿舍公共厨房的垃圾桶分为三类，一类是可燃垃圾使用绿色垃圾袋，一类是可回收垃圾使用粉色垃圾袋，一类是不可燃垃圾使用白色垃圾袋。不同的垃圾必须严格丢弃在不同垃圾袋中，并且在规定的时间进行垃圾回收。既节约了垃圾处理的时间和精力，又将可循环利用的垃圾收集起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4、行

在日本的出行体验是秩序井然,方便快捷。日本拥有全球最发达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无论在繁华都市东京大阪，还是在九州乡村，都能利用便捷高效、标识清晰的公共交通网络。而且由于科技含量高、覆盖范围广，日本的航班、铁路、轮船、公交等准点率都很高，加上工作人员周到细致的服务和日本人彬彬有礼排队候车的习惯，在日本的出行轻松自在。

最后，衷心感谢日本外务省、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中国商务部、JICE、JDS中国项目办公室、APU和江西省农业厅为我提供了此次宝贵的学习机会。一年的留学生活转瞬即逝，切身感受的发达稳定的日本社会和严谨认真的日本国民，让我更加意识到应该将在日本的所学所思积极运用到本职工作和中日合作中，为中日农业发展及两国交流尽一份绵薄之力。

即便有再多的不舍也要为自己的日本留学生活画上一个句号了。在这一年的留学生活中，我增长了学识，体会了真实的日本社会，达到了留学的预期目的。现将在这一年中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总结如下。

在中国近3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出口作为“三驾马车“之一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的出口规模从1985年的800亿元到2012年的1.2万亿元，保持了年均近20%的增长速度，超过同期GDP的增长速度。作为一项被普遍接受的国际贸易政策，出口退税在推动我国出口迅速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探究出口退税与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量的影响，对于制定合适的出口退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文的研究思路是运用经济理论，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建立以出口量作为因变量，出口退税、汇率和外部需求作为自变量的计量模型，借助计量分析软件Eviews 7.0对上述四个变量从1985年至2012年的年度数据为指标的时间序列进行OLS回归分析，得出了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

通过研究发现，三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均存在较高相关性，但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出口退税是出口量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对出口量激励作用明显，并且它的长期影响远大于它的短期影响。出口退税每增加1元，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出口量在短期和长期将分别增加0.67和0.90美元。它既显示了我国过去制定出口退税政策的有效性，也说明我国出口对出口退税具有严重的依赖，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主要依靠价格优势。随着中国劳动力及其它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将逐步消逝。优化出口结构，增强产品在技术、创新等方面的竞争力是中国外贸业的必由之路。

受研究时间和学识水平所限，论文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比如，我只研究了出口退税对出口量的影响，它在社会福利、税收及出口结构方面的影响没有包含在论文之内；时间序列的长度不是特别充分，可能会影响到回归方程的准确性；建模的理论基础尚显薄弱。

学在APU

APU 是一所成立仅十几年的年轻学校，校园里处处充满现代气息。Wi-Fi 信号遍布校园的每个角落，对于每天“机不离手”的我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每间教室都有多媒体设备，不管是老师授课还是学生做课程发表都垂手可用。漂亮整洁并且功能多样的图书馆、免费的电子阅览室、研究生专用自习室都为我们学习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和条件。

APU的最大的特色是国际化和文化多样性。我上过13位老师的14门课程，他们来自日本、伊朗、英国等8个国家，其中既有30多岁的年轻教授，也有75岁的老教师，既有在大学从事多年研究的学者，也有在联合国、亚洲发展银行、SONY等国际机构或跨国公司工作的管理者，真正体现了APU校园文化的多样性。同学们更是来自世界各地，各种肤色俱全，欧、亚、美、非、澳均有。而通过完成集体作业、参加以国家为主题的文化周等活动让我接触到了其他国家留学生的生活，体会到了更多的文化差异。

校园生活

APU所在的别府是一个仅有12万人口的小城市，而APU又在远离市区的山上，学校周围除了一个高速服务站就是深山老林，这里的生活虽然单调却并不无趣。

到日本之前，我从没下过厨房，基本不会做菜，因此，在生活上，我在我们三人中的分工是煮饭和买菜。宿舍门前每周五会有一位日本老太太来卖菜，因为我的采购量大，所以她每次也特别关照，会给打个折或去个零头。我也会用我仅有的一点日语和丰富的肢体语言与她交流，而她每次也冲我说很多，虽然我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却能感受到她的善意。后来，我也渐渐学会了做菜，虽然不能色香味俱全，但也极具特色，并且我还原创了一些菜，引得其它国家的同学问我一些做菜的方法并纷纷效仿。我也乐得给他们“传道授业”、答疑解难，算是为推广中国文化尽了一点自己的力量。我们会在厨房举办各种主题的聚会，一是互相品尝各国的美食，二是沟通交流思想。正是在一次次的聚会中逐渐拉近了我与其它国家留学生的距离，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APU面海背山，环境宜人。在景色优美却又缺少娱乐的地方体育锻炼是不错的放松方式。从3月份开始，因为课程变少，更多精力在写论文上，自己自由支配时间多，我便开始培养每天锻炼的习惯。开始的时候是每天分2次走10公里，坚持了近2个月。后来又改变了锻炼方式，坚持每天跑步。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跑1公里便气喘嘘嘘，后来就每周增加200米，除了极特殊情况外基本上每天都能够坚持下来。现在，每天5公里已经是轻而易举之事。在校园跑完步之后，我一般会坐在学校高处的广场上享受阵阵海风，欣赏山、海、云浑然一体的美景。体育锻炼不仅仅增强了体质，享受到了大汗淋漓之后那种身心的愉悦，更重要的是锻炼了毅力，磨练了意志。

用脚跑坏了一双鞋，用手做得了一桌菜，这可能是我这一年期间在生活上的最大收获。

人在旅途

与参观喜欢旅游景点相比，我更相信最美的风景是在路上，更何况日本的自然风光俯仰皆是景，所以自然就少了到处旅游的冲动。我去过的景点随时虽屈指可数，但也个个都是经典中的经典。

利用寒假的时间，我们去了离别府市不远的阿苏火山。阿苏火山是世界上具有最大破火山口的活火山，至今仍在不断喷发，冒着滚滚白烟。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大雪过后，整个阿苏山岳被皑皑白雪覆盖，站在山顶远眺，世界洁白一片，群峰在座，四顾苍茫。不断喷发出的浓烟也展示着自然力量的强大和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渺小。

毕业旅行时间更长、去过的地方更多，自然更让人难忘。我从别府市出发乘船渡过濑户内海到四国岛，坐火车沿四国岛西海岸一路北上到香川县，穿过世界第二长的濑户内海铁路公路两用桥，在神户短暂停留后乘火车到奈良，再到京都，最后用近1天时间从京都到东京。一路上走走停停，跨越十几个县，行程近1000公里，沿途欣赏到了许许多多如画美景：被一个个海岛点缀的濑户内海的灵秀，四国岛上看不尽的青山绿树和山海相连，神户浓郁的海滨气息，奈良的古色古香，当然还有我最喜欢的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的京都。

旅行中那些看的见的风景让人印象深刻，但那些看不见的风景却更让人回味和难忘。在旅行过程中我真切体会到了日本人民的热情和好客，自觉和自律，感受到了日本和中国文化的一脉相承，也对日本人民克服自然条件限制艰苦创业的精神发自内心的敬佩。

这一年的留学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学识上的增长，更多的是视野上的拓宽，思维上的深入，我得到了“鱼”，也学到了”渔“，提高了生活技能，也养成了好的习惯。它像是我的二次启蒙，让我能够更清晰的看人、看物、看中国、日本和世界。当然，这一切的一切得益于JDS中国项目，得益于在我参加这个项目过程中帮助我的每一个人。衷心祝愿JDS中国项目能够稳健运转，也衷心祝愿中日关系能够朝着更健康、更积极的方向发展。

2013年8月至2014年9月，我有幸参加了“中国年轻行政人员长期培养支援项目（JDS中国）”，在日本学习和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我所就读的学校为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APU），位于日本南部九州岛上的大分县别府市。APU是日本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学之一，学生来自于80多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通过一年的留学生活，我极大地加深了对日本社会各方面的了解。同时，通过在APU这所国际化大学的学习，我也进一步开拓了国际视野，增进了对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了解，特别是对亚太地区的了解。这些经历对于我回国以后在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工作将会有较大的帮助和促进作用。

在APU，我就读的专业为“发展经济学”。在一年的时间内，我修读了38个学分，比APU硕士课程要求的36个学分多两个学分，并获得了3.67的GPA分数。

我的毕业论文的题目为：“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Malmquist指数测算”。该论文以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Malmquist指数作为分析工具，利用最新的分地区和分行业面板数据，测算了2003-2012年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和分项构成的增长，即技术效率增长率和技术进步增长率。通过测算，文章对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总体变化、地区差距和行业异质性进行了考察和分析。

通过测算，论文发现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的增长，并且自2006年起，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开始有较为明显的下滑趋势。通过分析发现，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包括经济过热、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过度投资。

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中部地区的表现最差。同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的产出-投资比例最低，这是其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慢的主要原因。但我们也发现，近年来三个地区的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收敛趋同的趋势。

在分行业层面，市场性服务业和非市场性服务业也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生产率增长特点。市场性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要远高于非市场性服务业。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驱动因素方面，市场性服务业和非市场性服务业也有所不同。市场性服务业主要靠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共同驱动，而非市场性服务业则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的驱动。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有些计算结果难以进行得到合理的经济学解释，通过分析发现这些问题有可能是由于统计数据质量不高造成的。我们以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这一行业为例对这种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

在学习和研究之余，我也充分利用这次难得的留学机会，度过了一段丰富多彩又令人难忘的留学生活。

在这一年间，我到过日本很多不同的地方，以领略不同的风土人情。我曾在北海道的冬天领略高过于人的皑皑积雪，也曾漫步在东京新宿永远熙熙攘攘的街头，还曾在奈良巍峨的东大寺前喂食小鹿，体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静谧。

我所在的别府市，是日本著名的温泉之乡，在100多年以前就已经成为著名的温泉景点。利用生活在别府的便利条件，我曾无数次享受这里的优质温泉。别府虽以温泉著称，不过温泉并不是别府的全部，在这里你还可以发现美丽的海滩，巍峨的高山和蜿蜒的溪流。但别府最让我难忘的还是这里的人，总是抱有一颗热情的心，随时都愿意给别人提供温暖和帮助。

对于我来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而特殊的日本生活体验，那就是我和我的妻子、女儿在别府共同生活了九个月。经过九个月的日本生活体验，我非常高兴当初能做出带她们到日本来的决定。我的女儿在日本上了一家幼儿园，她非常喜欢那里，她在幼儿园也交到了很多自己的小小日本朋友。虽然她现在只有五岁，但我想她或许一直都不会忘记在别府的这段宝贵经历。

我想对“JDS中国”项目的相关单位致以谢意，包括日本外务省、日本驻华大使馆、日本国际协力中心（JICE）和中国商务部。特别感谢JICE的工作人员，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工作和努力，才使得“JDS中国”这个项目能够非常顺利地得到实施，我也才能有机会借助于这个项目来到日本留学。我深深感谢我在APU的导师大塚宏藏先生，没有他的帮助和支持，我很难这么顺利地完成我的研究工作。我还要感谢我在APU认识的朋友们，他们的无私帮助让我的日本生活变得更加轻松愉快。另外我还想感谢我在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同事们，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内，他们每个人都承担了更多的工作任务，对我的留学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非常感谢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中国商务部给了我一次宝贵的日本留学机会，让我度过了收获颇丰并充满美好回忆的一年。在这篇总结中，我将聚焦我最关心的“环境管理”话题，从研究成果、亲身体验这两个方面简要介绍我在日本的所见、所思和所得。

日本曾经历过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和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在解决城市环境问题上可提供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我的硕士论文尝试着在阅读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总结和分析日本城市环境及其政策的变迁过程。

论文中，首先介绍了日本城市管理的体制框架，包括相关的行政机构、环境法规体系和城市规划体系。日本的城市环境变迁被分为四个阶段：公害控制阶段（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期）、能源节约和舒适城市阶段（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生态城市和循环经济促进阶段（1990年代）和低碳社会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论文对每个阶段的主要环境问题、政策措施展开了分析。东京的环境数据被收集并分析，用作展示相应的环境变化情况。例如，下图显示，在1950s-1960s的人口激增阶段后期，东京都政府开始意识到了空气污染问题并开始于1965年公布污染状况，随后，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除了光化学氧化剂以外的其它空气污染指标，都呈现了显著下降的趋势。

日本在过去的60年里在城市环境改善方面取得了众所周知的显著成就。OECD在2010年对日本的环境评估报告指出，日本在多个环境领域都是领跑者，包括能源使用效率、人均废物产生量等指标，在OECD国家中都是最低的国家之一。经过本论文的分析，日本在城市环境管理上的成功经验可分为三方面：（1）日本针对环境问题制定了完善的法规体系。日本将法律放在首要位置，颁布执行了各种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并随着形势变化适时调整。（2）日本政府重视城市规划在城市环境管理中的作用。日本是世界上最早颁布城市规划法的国家之一。政府认为土地利用或空间规划是预防污染、改善环境的有效手段。同时，日本政府从1990年代起加强了环境规划。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必须编制城市环境规划，积极推进生态城市、生态城镇、低碳城市等建设。（3）除了政府管制外，公众的环境意识，个人、企业和政府的合作都是日本环境保护取得成功的关键，受篇幅所限，论文中没有展开分析。

注：SO2, NO2 和 Ox 的单位为ppm, SPM的单位为mg/m³
图-1965-2012年东京都SO2, NO2, SPM 和Ox 的年度平均浓度变化（数据来自东京都历年统计年鉴）

尽管取得了显著成效，日本依然面临很多环境挑战，主要集中在三方面：（1）城市空气污染依然是一个令城市管理者头疼的难题。大城市空气中的光化学氧化剂浓度甚至出现了上升的趋势。（2）受能源消耗中化石能源比重较大的因素影响，温室气体排放量有所上升。这个问题在福岛核泄漏事故之后变得更为严重，由于核能比重急剧下降，化石能源的比重从2010的82.7%上升到2012年92.5%，这导致日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能源消耗总量下降的情况下仍逐年上升。（3）高品质的城市环境需要更多的自然的、绿色的空间。在快速的经济增长期间，东京都内具有绿色植被、水面的区域面积逐渐减少，目前这种情况仍在恶化。总的来说，日本城市要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仍需持续不断的努力。

尽管日本的城市环境管理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但仍需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差异。Marcotullio（2005）对纽约和东京的城市环境变化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纽约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相继经历了一系列环境问题，而东京虽然按照相同顺序经历了同样的问题，但时间较短，问题更加压缩化。事实上，如本论文中所分析的，日本的城市环境问题，从集中力量解决地区的直接影响健康的污染问题，逐渐到聚焦全球的生态系统破坏问题，经历了60年左右时间。不幸的是，对于现在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可以发现，它们需要用更短的时间去解决更加重叠的、压缩的环境问题。不管如何，从日本的经验看，完善的法规体系、强调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和环境规划，以及广泛的市民、企业的参与，是战胜环境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对日本环保的了解始于我进入大学读一年级的时候，当时我的一位老师刚从日本留学归国，他的研究领域是固体废物管理。当他在课上向我们介绍日本人如何分类处理垃圾时，我感到十分震撼。15年后，我终于有机会亲身体验日本如何管理环境。这里我仅就垃圾分类、空气污染两方面谈一点感想。

垃圾分类方面，日本可谓已做到了极致。以别府市为例，普通垃圾分为可燃、不可燃、可再生等三类，大型垃圾、家电、电脑等另有回收要求。扔一个塑料瓶要分三步：去瓶盖儿、去商标包装纸、投入可再生资源垃圾袋，牛奶喝完后盒子洗干净并拆开晾干，作为纸类回收。相关部门对怎么扔垃圾、何时扔垃圾、到哪里扔垃圾等问题做极详细的规定并广而告之，加上民众的高度自觉，这是日本垃圾分类领先世界的两大原因。我在课堂上曾经向老师提问：政府决定做垃圾分类的时候，民众有没有抵制的行为？日本老师似乎很惊讶：我们有法律啊，只要有了法律日本民众就会遵守。日本人的“自我负责”观念以及对法律的遵从可见一斑。中国的垃圾分类仍在起步阶段，即使是拥有23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上海，也只是刚刚在去年出台了《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但实施效果仍有待检验。在国情和民众习惯不一样的情况下，我认为中国需要采取和日本不一样的管理方法，使用经济、行政相结合的管理手段。

对于目前国内公众极其关心的空气污染问题，就如我的研究论文中所分析的，日本的城市同样经历过从污染到治理的过程, 空气污染物浓度实现显著下降至少用了20年。对于现在的日本大都市，空气污染这个“大城市病”仍然是一个难题。以东京为例，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甚至细颗粒物（PM2.5）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但空气中的光化学氧化剂（包括臭氧）呈现上升趋势，未能达到相应的环境质量标准。国内的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则都在面临着PM2.5和光化学烟雾的双重威胁。有日本这个榜样在，我相信国内的空气污染问题肯定会逐渐改善，法律、管理措施、利益相关方的合作是关键。在日本时，我常被问到关于中国PM2.5的问题，教授们曾经和我认真探讨过北京为何污染如此严重的原因。日本媒体也多次报道称，日本受到了中国空气污染的影响。我想说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环境交互影响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正因如此，环境国际合作才会如此广泛。我很高兴地发现，即使在中日关系不稳定的近一年里，中日之间的环保合作也未中断，中日韩三国启动了大气污染政策对话，日本环境省也在积极推进中日两国地区间的环境合作。这说明，环保合作已成为中日关系中的正能量，衷心希望它在今后发挥更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