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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活及归国生的感语一桥大学国际·公共政策大学院亚细亚公共政策专业 归国文集

No.01
2013级一桥大学国际·公共政策大学院亚细亚公共政策专业
中国人民银行曲靖市中心支行

时光荏苒,转瞬之间,我已结束公派赴日本一桥大学的留学生涯。回顾在异国他乡两年的学习和生活,我感触颇深、受益匪浅。学习上,工作四年之后,重入校园,我倍加珍惜来自不易的学习机会,力求学有所成。生活上,我们在日本渡过了两年愉快的学生时光。不仅认识了许多来自日本、缅甸、越南等多个国家的同学和朋友,还走访了京都、大阪和广岛等许多拥有名胜古迹和自然风光的地方,留下了值得珍藏一生的美好记忆。

一、研究成果

2009年7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在上海市和广东省四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东莞)开始实施,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起步。至此,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是央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也是公众热议的一个话题。此外,我的指导老师,有吉章教授,曾经担任IMF亚太地区负责人,在国际货币领域具有丰富的工作和研究经验。他对我的研究给予了大量的、非常有价值的指导。因此,我选择了“人民币国际化: 收益、成本和决定因素”作为我的研究方向。

针对国内多数研究只关注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收益,研究方法大部分采用定性分析的现状,我的研究不仅关注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收益,还着重分析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风险。经过研究,我们得出人民币国际化通常带来四个方面的收益:一是降低交易成本;二是增加国际铸币税收益;三是增强宏观经济政策的灵活性;四是促进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此外,人民币国际化也容易引发四个方面的风险:首当其冲的是诱发经济的转型风险;其次是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第三是限制货币政策的实施;最后是使中国央行被迫承担维护地区、甚至全球金融稳定的责任。

与此同时,为探寻货币国际化背后的决定因素,我们利用普通最小二乘、广义最小二乘和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等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主要国际货币在:(1)官方外汇储备;(2)本国进口标价;(3)国际债券发行计价,三个方面的运用进行了回归分析。我们的回归分析结果证明:首先当前国际货币在使用时存在着巨大的惯性。其次,一个经济体的经济体量,对其货币能否成为国际货币也至关重要。第三,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尤其是金融开放程度,在其货币国际化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重用。最后,货币币值的稳定性也非常重要。

最后,人民币国际化本质上是一个市场因素驱动的过程,但是合理、恰当的政策可以构筑人民币国际化必备的基础,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降低国际化带来的风险。有鉴于此,我们提出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一是应该取消资本项目的管制,但必须以渐进式和谨慎的态度实行;二是应该进一步发展金融市场;三是应该推进地区间、尤其是与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合作。

二、留学生活感悟

一桥大学的学习虽然辛苦,但学习之外的生活,依然丰富多彩有趣。对我来说,可以简单地分为“校园生活”、“家庭生活”和“JDS生活”。

校园生活感悟

一桥大学有两个校区。一个位于国立市,另外一个位于千代田区。我们经济专业(APPP)上课的地点主要位于千代田区,具体是在一栋名为“学术综合中心”的写字楼里。我们的校园生活就主要集中在大楼的6楼。虽然我们的“校园”只是在一层楼的方寸之间,但我们的班级也很小,由来自8个国家的14位同学构成。因此,我们自然而然地组成了一个小而温馨的大家庭,有着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每个学期开始和结束,我们都会各举行一次party,以示庆祝。在特殊的时点,我们举办party庆祝特殊的事件。比如庆祝完成论文或者欢迎访问教授。除了party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其他活动。比如学校组织我们学习书法、组织学生及家属穿和服,体验日本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一桥大学有着环境良好的国际宿舍。我们13位同学都居住在同一个宿舍区,因此,丰富的宿舍生活也构成了我们校园生活的一部分。宿舍生活同样十分有趣。我们中国学生在邀请外国同学一起做中国菜、吃火锅的同时,也经常品尝外国同学做的缅甸菜、泰国菜等。

家庭生活感悟

我爱人在我参加JDS项目赴日以后,也以留学生身份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所以家庭生活也成了我留学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的生活,也因此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回忆,也是我们家庭的记忆。我爱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有她相伴,我们仿佛过着普通日本人的生活。我们两人经常一起到日本的超市买菜,学着吃纳豆,学着做味增汤,元旦到浅草寺进行祭拜,利用JR的“青春18旅游通票”旅行到许多地方。

此外,生活有苦有甜。在日两年期间,我就不幸地曾经遭遇胃出血,由此体验了日本的医疗服务,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仍然记得我在接受胃镜检查时,并未感到太难受,甚至差点睡着了。我发现中日两国的医疗服务有许多不同之处。比如,与中国民众普遍偏爱到大医院看病不同,日本对于普通疾病只能首先到诊所进行治疗。在诊所确认需要到大医院治疗后,诊所才会出具介绍信介绍患者到相关的大医院进行医治。此外,在医院里,护士承担着大量基础性工作,例如体温测量、对既往病史和药物过敏信息进行登记等,而医生只负责最直接最重要的病情诊断和开具处方等。如此一来,医生的工作量减轻不少,患者的医疗体验也更佳。

JDS生活感悟

我们班级14个同学分别来自JDS奖学金项目、亚洲开发银行奖学金项目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奖学金项目。与其他两个奖学金相比,我认为JICE充分的支持体制和丰富的活动安排使得JDS奖学金更具魅力。

首先,JICE充分的支持是我们在日本顺利学习生活的一个重要保障。JICE的各项安排,让我们在日本时能快速适应各项日常生活。当我们遇到紧急情况时,也能及时得到JICE的帮助。我至今仍然记得当我发生胃出血时,曾在深夜12点致电JICE值班人员,值班人员耐心地帮我查找附近的医院,尽可能地提供各项帮助。

其次,JICE在我们学习期间组织安排了许多活动。这些活动让我们更进一步贴近真实的日本,其中两个方面给我留下了的深刻印象。一是日本政府机构的开放。两年里,JICE组织我们参观了池袋防灾馆、国会议事堂、日本银行和东京都警察厅等诸多政府机构。毫无疑问,这种开放长期来说利国利民。它允许民众走进政府机构,了解国家权力是如何运作,政府是如何运行的。二是日本的防灾演练制度。除了池袋防灾馆之外,我们APPP项目组织我们JDS学生参观了神户的人与防灾未来中心。诚然,我很羡慕日本已经建立这样的防灾制度。它通过依托消防部门,以较小的财政负担却普遍提高了民众的防灾意识和技能。我很希望我们国家的防灾部门能够积极地学习这种制度,不仅把工作重点放在灾害的预防和减少损失上,还应为民众提供防灾技能培训和防灾演练。

三、致谢

感谢日本外务省为我们提供了奖学金,感谢日本驻华大使馆、中国商务部、JICE中国JDS项目事务所的组织实施,让我们有机会赴日学习;感谢JICE的工作人员,为我们在日本两年期间提供了各种支持和帮助。

最后,展望未来,我不会相信也永不希望中日必有一战,但是日本与中国的竞争无处不在却是事实。作为一个经济学的拥趸,我欢迎这种竞争。中日在经济、政治领域的良性竞争,其结果必是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为世界提供更稳定的国际秩序。但我们必须明白,正如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需要以充分的信息为基础一样,中日间的良性竞争也必须以加深中日间的了解为前提。因此我们JDS学者须致力于让自己成为“知日派”,努力向身边的领导同事、亲戚朋友介绍真实的日本。同时,我也希望更多的日本人来中国学习、旅游和工作,成为“知中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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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02
2013级一桥大学国际·公共政策大学院亚细亚公共政策专业
国家税务总局

一.研究成果

1.研究题目

我的研究题目是《中国的最优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一般来说,个人所得税(以下简称“个税”)肩负着两大职能:一是组织收入职能,二是促进公平收入分配职能。但根据我的分析,目前我国的个税系统并未很好地发挥上述作用。

对于个税的组织收入职能来说,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的数据,我国的个税收入占GDP比例仅为1.1%,远低于发达国家(比如,据世界银行统计,美国同年为9.8%,日本为5.6%),甚至比1972年韩国的1.4%还要低0.3个百分点。

而对其促进公平分配的职能而言,无论是横向公平(即同等收入水平的纳税人应承担等量的纳税义务),亦或是纵向公平(即不同收入水平的纳税人应承担相应不同的纳税义务),我国的个税系统均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例如,由于存在对应于不同应税收入来源的多种税率,导致横向公平受影响;而当前个税系统过于注重对工资收入的征纳,导致工薪阶层承担了过多的税负,继而影响了纵向公平。此外,有研究表明,我国的基尼系数在2005年前就已超越了美国,成为实际上主要经济体中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根据现有研究,最高税率往往能对个税职能的发挥起到关键作用。在组织收入方面,个税最高税率对应的是最高收入层级,加之其高税率,征税效果非常明显,同时也能较好地促进收入公平。但个税的这两个职能之间是存在矛盾的:越注重组织收入,往往失之于公平;太过注重促进公平分配,而组织收入效果往往不好。如何寻找到最佳的均衡点,即“最优”的最高边际税率,就成为了目前亟需解决的难题,也是最优税制理论研究的核心。在当前我国个税改革的大背景下,在该领域我国学界却研究成果寥寥,且与世界最优税制理论研究及其实际应用的前沿水平仍有较大距离。我的研究课题的选择正是基于此背景,希望能为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填补些许空白,并为个税改革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贡献微薄之力。

2.研究结果和结论

本论文基于著名的Saez(2001)模型,利用国内最新的住户调查样本进行分析,计算得出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最优最高边际税率(即在组织收入和促进收入分配公平之间的最佳均衡点)应为65%以上。但基于现有税制中存在逃税和避税漏洞,个税征管效率仍有待提高,以及国际税制竞争日趋激烈等现实情况,本研究最终的结论是最优的最高边际税率应略高于45%。

假定将来的个税改革将最高法定税率高于45%,本论文提出,政策制定上应至少同步进行如下改革,以确保实现提升最高税率的政策目标。

(1)实施以家庭总收入为税基的个税制度。目前以收入来源划分个税税率的体制已被证实带来了组织收入不力和公平性缺失等问题,故应过渡到目前发达国家普遍实施的以总收入为税基的个税体制。而且,根据本研究,已婚纳税人对于税收的劳动力供给弹性较低,意味着他们可接受更高的边际税率,且逃税或避税的可能性较低。因此可考虑以家庭为征纳对象。

(2)拓展税基。一旦边际税率提高,纳税人的逃税、避税的动机则很可能会加强,此时应从税制设计上降低逃税、避税的可能性。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拓展税基可有效封堵税制中的逃税和避税漏洞。

(3)提高税收征管效率。税收征管的效率越高,就越能体现税制设计的初衷,越能减少逃税、避税的可能性。因此,政策制定者应对税收征管给予足够的重视,投入足够的资源和政治支持,以最小化运行在税收系统之外的灰色经济体量,从而提高个税系统的效率,并更好地发挥其应有职能。

二.留学生活

我在留学期间真切体会到,中国与顶尖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不是体现在硬件设施上,而是体现在社会组织和社会管理水平上。其实中国很多地方的硬件设施并不比日本的差,甚至有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了日本(比如桥梁的施工难度、高铁的速度和舒适程度、高速公路的里程),但对于这些硬件设施上的管理的质量和效率,日本则领先于中国。

而对于社会管理水平,两国的差距也非常明显。例如,根据我在日本税务大学院见学期间的所见所闻,日本民间有很多自发组织的税收协会,负责对其周边的纳税人进行税法宣传、报税协助和督促遵从等工作。成员均为有着丰富涉税经验的志愿者,因此他们的业务纯熟,工作效率非常高,且促进遵从的效果很好(众所周知,日本是世界上税收遵从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的税收协会的几个很值得一提的特点是,它们是自己解决场所和经费的,而且基本每一个商区都会有一家这样的协会,而该商区的纳税人也会主动地到协会里注册登记,以获得税收协助。这些均与我国具有官方背景的税收协会大不相同。 原因何在?我曾与日本的税务官员讨论过,他们也说不上来,但指出可能的原因,其一是日本的趋同性的文化使得国民倾向于做其他人都在做的事情,那就是加入协会,普遍遵从;其二是日本政府的公信力较高,也使得国民对税收的合理性具有较高的认同感。当然,我对于这方面并无深刻地调研,在这里也只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得到有识之士的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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