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DS China 中国年轻行政人员长期培养支援项目

一、研究成果

（一）论文题目

中国中央政府公务员培训政策实施的研究：基于模糊—冲突模型。

（二）摘要

本论文从政策执行的角度研究了中国中央政府公务员培训的相关政策。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的理由之一是，培训系统被认为是公务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培训对于不断更新、提高公务员的能力以克服快速变化的复杂世界带来的挑战和利用期间出现的机会至关重要；然而，公共部门的雇员很少接受到足够的培训，特别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公务员并不具备必要的知识、能力和技能来履行其职责，以满足公民的各种需求。开展本研究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中央政府的各部委被视为贯彻执行国家政策的最初一公里，中央政府层面的公务员被认为并被期望在制定和执行各种政策中发挥特殊重要的作用。因此，当面临来自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各种挑战时，如人口老龄化、外部紧张局势等，中国中央政府必须改善其公务员培训体系，最终提高为其工作的公务员的能力和绩效。

在回顾了与中国公务员培训有关的文献后，本研究发现目前公开发表的文献有两个主要的研究空白。第一个空白是缺乏对中国公务员培训体系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中央政府层面的研究；许多研究是作为副产品出现在对整个公务员体系的讨论中。以往关于中国公务员培训制度的研究中存在的另一个空白是没有采用某种分析框架或者理论框架，往往局限于对各种做法或现象的一般性描述；此外，很少有文献从政策执行角度分析研究中国公务员培训系统。

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试图通过借鉴公认的、被普遍采用的理论框架，分析评估政府文件、学术书籍和有关论文，以及通过在线调查问卷获取有关中国中央机关公务员对培训相关问题的意见，来弥补上述的两个空白。本研究试图在Matland提出的 "模糊—冲突模型"下，透过政策执行的视角来考察中国中央政府公务员培训体系的特点及存在问题。此外，以可行性为主要考虑前提，本论文还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研究问题是：中国如何改进中央政府层面的公务员培训制度？与此相关，中国中央政府层面的公务员培训体系在政策执行上有什么特点？该体系面临哪些问题？在突出可行性的基础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根据Matland的理论框架，政策可以沿着两条坐标线进行分类和分析：冲突性和模糊性。因此，在本研究中，对政策冲突性的分析主要从两个维度进行：利益（包括对政策目标的不同解释，以及根据政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理念而开展的政策实施活动）和政策手段（包括对政策实施要素的自由裁量权和对政策手段本质的争议）；同样，对政策模糊性的研究也从两个维度进行：政策目标（政策目标表述不清）和政策手段（包括缺少相关技术或执行者不知道如何使用有关技术、没有明确权责区分的机构角色，以及政策工具）。

为分析相关政策执行情况，本研究从政策内容和实际做法两个角度展开讨论。在政策内容方面，本研究选择了与中国公务员培训有关的几项重要政策作为分析的政策样本。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公务员培训条例》。为了调查中国中央政府层面的公务员培训的实际做法，作者在中央机关25个部委的公务员中进行了结构化的问卷调查，以收集他们所在部位培训如何开展的看法的数据。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本研究发现了中国中央机关公务员培训活动中的一些实际操作。例如，根据中央政府的文件开展培训项目，而不是调查公务员真正的培训需求。问卷调查结果还反映了其他一些问题，如把其他相关类型的培训视作干部职务晋升的培训、部门领导在决定谁能参加培训方面有很大的发言权、政策文本虽然允许但境外培训实际上面临很多限制、根据不明确的标准进行培训评估，以及不重视培训评估结果的使用，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领导”从根本上对公务员培训的不重视、轮岗在公务员培训中的作用被轻视，以及在中国中央政府公务员培训的政策和实践中缺少普遍意义上的在岗培训（OJT），也是调查问卷结果显示的一些问题。

通过在前面提到的维度（即冲突和模糊）下分析相关政策样本和问卷调查的结果，本研究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层面的公务员培训制度的政策执行可以被描述为"象征性的执行"。这一结论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方面，根据Matland的理论，如果一项政策的实施同时具有高模糊性和高冲突性的特征，那么它就应该被归类为"象征性实施" 。另一方面，中国中央政府的公务员培训制度的政策执行恰好具备了这两个特点，如政策目标表述不清、缺乏具体的课程开发技术，以及由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理念和利益冲突对政策措施有不同的解释。实际上，中国公务员培训体系的几乎每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培训目标、内容、机构、方法和评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模糊性和冲突性。具体来说，现行政策的目标表述非常模糊，难以量化；培训内容往往是自上而下规定的，而不是基于对公务员的培训需求的调研和评估，这导致培训内容与公务员的实际需求相冲突；低级别公务员的培训需求与部委所属培训机构可提供的低质量培训之间的冲突；公务员对创新培训方式的期望与培训组织者因个人利益而不愿或者不敢创新之间的冲突；培训评估标准的模糊性导致培训评估的形式化等。此外，本论文还认为，前面提到的冲突性和模糊性对中国中央政府各部委有效执行培训政策产生了负面影响。具体说，本研究认为，中国公务员培训政策中的高冲突性和高模糊性常常带来中央政府层面的执行者或政策目标受众对政策执行的扭曲或变通。这些变通执行往往是受有关方面的利益驱动，导致培训不能真正满足受训者的需求。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提出了一些改进中国中央政府公务员培训工作的建议。例如，建立综合协调机构，来促进部委间在培训上的合作，减少重复和低效的培训活动。再比如建立培训创新的容错机制，以鼓励培训组织者在新的培训方法、技术和目标方面进行探索创新。本研究还提出其他的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大多试图减少中国中央政府层面的公务员培训体系中存在的模糊性和冲突性。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认为所有建议都应以可行性为基本前提，即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框架下解决问题。此外，这些建议尽可能地与中国以往行政体制改革中常用的措施相一致。

本研究的主要局限在于它只关注中央政府层面的公务员培训体系。因此，其结论和建议对地方政府的适用性是不明确的。另一个局限是，尽管问卷被分发给中国中央政府25个部委的公务员，但只收集到81份有效的问卷；因此，与中国中央机关的公务员数量相比，数据来源的代表性仍然不足。

二、留学感悟——关于日本政府的社会治理理念

经过两年在日本东京都的学习生活，有一个总体的个人感受是：日本政府的社会治理理念是“公民导向”或者“以人为本”。具体来说，有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日本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向收入受疫情影响的家庭多次发放紧急物价补贴。或许是得益于一个高信任度的社会，日本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至少看上去）是先假设民众提供的相关信息都是真实可信的，因此，不会倾向于设置大量复杂的前置条件或限制条件。在发放前述补贴时，市役所会根据住民登记的信息给每家每户邮寄信件。该信件包含对紧急物价补贴的说明、补贴申请表（严格讲是信息确认表）、回寄申请表使用的信封（邮资到付）。在收到相关信件后，只需要确认本人是否符合补贴发放条件，确认申请表上已记载的姓名、银行账户、住址等信息是否准确（市役所根据以往掌握的信息已经填写账户、住址等信息）；如果相关信息有变更或有误，才需要自行填写新的银行账号信息等。之后，只需签字并把相关表格装入随信寄来的信封，寄回市役所即可。

可以看到，在日本地方政府发放新冠疫情紧急物价补贴的整个过程中，市役所已将几乎所有的事情准备妥当，而无需本人亲自到场，无需提交身份证原件复印件、收入证明或银行流水、家庭亲属关系证明等在中国十分常见的、繁琐的、怀疑一切的办事流程。

另外一个例子来自于日本铁路网的设计和规划。日本铁路网发达、便捷，电车网几乎覆盖所有小城镇。不同于中国的铁路网和城市公共交通网的泾渭分明，在日本除乘坐新干线、特急列车、机场线外，乘坐电车无需事先购买铁路专用车票，只需要一张公共交通卡（使用范围涵盖电车、公交、巴士、出租、商超等）刷卡进站、随到随走。此外，日本铁路网与商业网、居民区是无缝结合的。具体讲，日本的车站不设置候车室，且与商场、酒店、餐饮、地产完全融为一体，空间利用和车站运行非常高效。而这样的设计规划对旅客和居民来讲无疑是最方便快捷的选择。而且，融入居民区的日本车站及周边区域是整洁、有序、繁华的，而远离居民区的中国的铁路的车站及周边的环境在很多情况下是脏、乱、差。也就是说，日本铁路网的设计和规划是以方便民众出行、生活为目的，而不是为了维持秩序、便于管理。

总之，个人认为，以上两个例子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范围内反映了日本政府社会治理的理念。相同或者相似的做法在中国是否有实践的空间或许是值得考虑的。

一、研究成果

（一）论文题目

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二）、研究背景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结合产业转型，中国近年来的创新投入显著增加。然而，尽管投入增加了，中国的创新效率却仍然很低，造成了中国创新能力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是推动中国科技进步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本文重点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中部地区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

本文首先分析了外资进入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以及影响幅度的调节因素。为此，本文全面回顾和总结了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创新以及前者如何影响后者的相关文献。随后，本研究以上述机制为分析框架，对我国中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情况、创新能力以及外资研发机构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调查。为了估计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资企业占比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大小，本文构建了一个模型，并选取了中国中部地区城市的数据，时间跨度为 2003 年至 2019 年。模型系数采用 OLS 方法进行估计。

（三）研究发现

中部地区利用外资与创新的总体轨迹在时间维度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然而，由于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利用外资出现了下降，而创新则逐渐变得更加活跃。在华外资科研机构呈现稳定增长趋势，与国内科研机构的科技合作日益活跃。在创新活动方面，工业领域的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相比保持着优势，尽管这种优势正在逐渐减弱。最后，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可以有效提高当地的创新效率。

二、留学感悟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导师——近藤正规先生。先生的学识非常的丰富，又曾经在世界银行工作，他的研究领域又是发展经济学，对各个国家发展如数家珍。每次我有困惑，都能够从导师那里得到不同的研究问题的视角和方法。先生不仅仅学识丰富，而且非常谦逊，且非常重视每一个学生。其实老师的教学和科研任务是很重的，但是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见面，而且每次导师都会跟我聊几个小时甚至一天的时间，为我答疑解惑。因为我们已经是过来读大学院了，所以之前我觉得可能导师不会这么事无巨细的提点我，帮助我，但是导师的细心和耐心都让我很震撼的同时，让我非常感动。最后一点是老师治学的态度。我的导师不太在意外表或者别人的看法，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在教学和科研上，这种严谨治学的态度对我来说是一种言传身教，让人感佩。

在日本的生活让我拥有了国际化的视野。其实我在国内工作的处室，是商务部门的地区处，主要负责促进与欧美和大洋洲贸易投资往来，是一个针对开放经济而设置的岗位，日常的工作也是和外国人员打交道，我之前一直觉得我是比较拥有国际化视野的。

但是真的来到日本留学，尤其是在国际基督教大学上学期间，我觉得真的对于“国际化”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们这一批在国际基督教大学的JDS学生有20多人，来自很多不同的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如越南，菲律宾，斯里兰卡，缅甸等等。之前可能这些国家更多的对我来说是一个地名，一个符号。但是通过和这些同学的相处，跟他们一起聚餐，聊天，学习。去认真思考他们关心的问题，比如过去的两年，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先后遇上了货币贬值，外汇储备耗尽这些问题，去从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让我真的感觉原来我个人的“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还需要更多的学习。

日本产品设计，或者说工业生产，都很注意细节，很注重质量。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的产品和工业，还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中国的产品和工业有自己的优点，因为市场大竞争激烈，所以中国的企业更注重效率，他们很敢于尝试，及时最初的产品还没有那么完美，我们不介意先行先试，所以可以看到，中国的市场活力很足，创新也比较多。

我不知道这个效率和质量的天平在哪个点会是最完美的平衡，但是我觉得中日的互补性显而易见，所以我相信两国的合作将会是更好的，更完美的答案。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也会更多的尽力帮助促成这种经贸上的往来合作。

未来将更多地立足本职工作，更好的促进湖南与日本方面的经济贸易、投资和人员交往，为两国友好往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研究成果

（一）论文题目

中国碳交易价格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全国碳市场

背景

众所周知，2022年全球气候极端事件频发，温室气体大量排放被认为是造成极端气候的主要原因之一。许多国家建立了碳交易市场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如今，温室气体在碳市场上作为商品进行交易，碳交易可以利用市场机制调节温室气体排放。碳价格在碳交易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决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成本。中国碳市场的建立经历了两个阶段。2013年至2016年，我国8个省市试点碳交易市场相继启动；随后于2021年7月，中国全国碳市场正式开通网上交易。中国全国碳市场碳交易价格远低于世界银行的预测水平。碳价如果过低的话，难以刺激碳排放企业转型升级。因此，有必要研究我国全国碳市场碳价格的影响因素。

结果与讨论

我选取了碳价的6个影响因素。它们是中国全国碳市场碳价（CEA）、煤炭价格、天然气价格、沪深300指数、欧元汇率和气温。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碳价格受历史价格影响较大。煤炭价格对碳价格有很大的负向影响。天然气价格对碳价格有较小的负向影响。欧元汇率对碳价格有很大的负向影响。沪深300指数对碳价的影响不明显。 气温对碳价有较大的正向影响。

基于上述数据分析结果，为促进我国全国碳市场的稳定发展提出4点建议。

一是鼓励企业能源转型。推动工业电气化，以电替代煤炭等化石燃料进行工业生产，可以减少碳排放。同时，要积极把火电转变为清洁发电。此外，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发放绿色贷款，积极推动企业转型。

二是扩大行业覆盖范围。目前，我国全国碳市场仅覆盖发电行业，其他重点排放行业应逐步纳入。建材行业和钢铁行业即将纳入中国全国碳市场。此外，金融机构应参与全国碳市场，提高市场流动性。

三是优化碳配额分配制度。中国政府可以逐年减少碳配额总量， 同时提高有偿配额比例，可以增加企业碳排放成本，避免低碳价格。

四是开发碳远期、碳期货、碳期权等创新金融产品，让碳交易更加灵活。同时，建立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以加强风险控制也很重要。

二、留学感悟——中日差异

通过在日本留学的两年，除了学业上收获颇丰，也感受到了日本与中国的差异。下面我将从文化、教育、生活三个方面谈一下我的感受。

文化

中国人在做事或者做错事后喜欢解释，通常会把自己的原因进行阐述，是在说明自己犯错误时的无意性，并不是不尊重，也相当于道歉。而日本人更加喜欢道歉，他们经常把对不起放在嘴边，当受到别人帮助时有时也会用道歉，在这个时候他们表达的是，因为麻烦别人而表达的歉意。

在拒绝别人的出行邀请时，中国人的场合可能会说“对不起，我家里有事去不了”。而日本人会更加委婉的表达，一般不会直接说不行，而是先感谢对方的好意，然后说明具体原因。

在人际交往时，中国人亲人、朋友之间没有太多的距离感，只要你和别人不一样，就觉得你需要有所改变，有种要去影响教导你的责任感。日本人朋友之间会有一定的距离感，只要你不影响别人，你干什么都可以，不会太多的评论对方的生活，也不会进行比较。

教育

在教育方面，中国和日本也不尽相同。日本重视团队合作，强调重在参与，不强调争第一。不单独以学习成绩论，会鼓励学生参加社团活动，在学校最受欢迎的学生往往不是成绩最好的，而是在社团表现突出的。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大，所以习惯讲究个人，强调人之间的竞争，学习成绩最为重要，经常强调，勇争第一。这就导致日本人总体上的团队意识和合作观念都很强，而中国人的个人学习能力较为突出。

生活

首先最让我吃惊的是日本便利店，便利店几乎可以满足日常生活的所有需求，如缴水电费、充公交卡、打印文件，甚至是兑换演唱会门票。而中国的便利店主要是卖吃的。

在日本，到了夏天，所有餐厅里都会放着加了冰的饮用水壶，平时也都是喝冰的饮料比较多，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在中国，虽然夏天也会喝冰水之类的，但一般喝常温或者热的饮料比较多，尤其是热水。自来水不可以直接饮用。

日本料理尊重的是发挥材料本身的味道，根据情况生吃就是很好的选择，不同的季节会流行不同的食材。日本料理对食器的讲究也很深，不同的料理需要搭配相应的食器。中国人注重调味，食材往往需要多道工序的制作，调料种类也很多，在不同火候的烹调下，口感丰富。

日本老年人很会享受生活,经常外出旅行、吃饭、喝酒、泡温泉。中国老年人大都喜欢宅在家里，喜欢养生，帮忙带孙子。

一、研究成果

（一）论文题目

中国预算绩效管理中的绩效信息应用研究

（二）摘要

二十世纪末，各国普遍认为，绩效预算可以帮助政府改善决策，推出更合理的政策，并提高公众的信任。近几十年来，为了建立一个基于绩效的政府，中国也引入了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其中输出和应用绩效信息被认为是首要目标。

在本研究中，绩效信息指的是绩效评估的结果，如产出、效率和公共资金使用的效果。许多学者认为，只有当绩效信息得到充分的利用，才能提高绩效管理的有效性。换句话说，提高绩效不能仅仅通过收集相关信息来实现。研究也表明，在中国，绩效管理系统已经产生了大量的绩效信息。然而，这些丰富的绩效信息并没有被有效地用于提高绩效结果，如改善资源分配、预算管理和政策制定。

目前，虽然相关领域的学者从多个角度探讨了绩效信息的应用，但大量的研究只关注了为什么要使用绩效信息，如何生产和制造绩效信息，以及如何将其用于预算分配和问责等问题。然而，很少有人从利益相关者的动机角度来研究其使用。

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研究问题是：在中国，哪些关键因素阻碍了绩效信息的有效利用，以及如何改进？根据包国宪（2012）的理论，中国的政府绩效改进有两个主要驱动力：政府内部驱动和政府外部参与。本研究将主要研究问题发展为以下三个问题： 哪些因素阻碍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领导层对绩效信息的使用？哪些因素阻碍了公众对绩效信息的使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并促进绩效信息的使用？

通过对国家相关政策、问卷调查结果和一些典型案例的分析和讨论，本研究得出了两个主要结论。

第一个结论

从政府内部推动的维度来看，本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制定的绩效目标与中央政府制定的国家政策缺乏一致性。这个因素导致中央政府不承认地方政府的绩效信息的价值，更不用说使用它了。

正如Ryan（1995）所说： "自下而上的实施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目标被清晰和一致地定义的能力"。这意味着绩效目标在多大程度上被认为与国家优先事项相一致是判断绩效目标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然而，本研究通过分析两个具有高度模糊性的中国国家政策的具体案例，发现由于国家政策的有意模糊性，地方政府很难制定与国家优先事项一致的明确的绩效目标和指标。接下来，笔者进一步研究了国家政策有意模糊的原因，发现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中国中央政府通常倾向于以宏观和全面的方式制定政策。例如，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在制定政策时，中央政府需要考虑到许多不同的情况，以确保政策适应不同地区。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政策的模糊性更像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选择。然而，这些模糊的政策所阐述的宏观目标却很难通过地方政府制定的具体工作目标或指标来体现。

另一个原因是，在某些情况下，地方政府故意偏离国家优先事项的原意。有时，由于财政拮据，甚至是 "懒政 "等原因，地方政府往往采取策略来应对政策中的模糊部分，只执行那些目标相对明确的部分。因此，这些地方政府往往偏离了政策的初衷，尽管他们声称要执行，但却经常无法实现主要目标。当地方政府的这种应对策略或有意的偏离反映在其绩效目标或指标中时，这些目标或指标就很难与国家政策紧密结合起来。

第二个结论

目前中国预算绩效管理中的公众参与程度仍然很低，导致公众缺乏使用绩效信息的动力。本研究主要从评价机构和公民两个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从评价机构的角度看。人们普遍认为，独立的第三方可以进行更客观、更可信的绩效评估，为政府绩效提供强有力的外部监督，并从更专业、更独立的角度给出意见，而不是政府的自我评价。然而，中国现有的评估机构缺乏真正的独立性，这可能是公众对绩效管理参与度低的主要原因之一。社会力量只起到象征性或形式上的作用，而不是实质性或决定性的作用。之前的一项研究表明，一些参与政府绩效评估项目的学术研究人员认为，在中国保持独立性和不受政府第三方组织的影响可能是一个挑战。因此，这些评估机构提供的评估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是值得怀疑和不信任的。

本研究认为，中国的评估机构缺乏独立性的原因主要有三个。首先，许多所谓的这项研究认为，中国的评估机构缺乏独立性有三个主要原因。首先，许多所谓的第三方与政府有紧密的联系。例如，一些进行政府外部评价的第三方往往是高等教育机构，它们的资金主要来自政府的研究拨款。因此，他们很难完全保持不偏不倚和独立。第二，由于地方政府在选择合适的第三方机构时有自由裁量权，一些第三方评价机构可能会自愿选择牺牲部分独立性，与政府合作以获得业务。第三，可能是因为一些第三方机构缺乏足够的绩效管理知识和绩效意识。他们往往更关注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和合规性审查，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绩效评价本身。也就是说，这些机构所做的评估只能评估项目的投入和产出，而不能进行政策评估。

从公民参与的角度看。促进政府绩效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增加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只有当公民的期望对政府绩效产生实际影响时，他们才能在绩效评估中发挥作用。那么，如果地方政府只是服从中央政府的规则和命令，他们往往会忽视公众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为公众服务的能力将受到质疑，而且更有可能破坏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因此，地方政府应鼓励公众积极有效地参与到绩效评估过程中。

目前，公民对绩效管理的参与度不高，在产生绩效信息方面几乎没有发言权。一些学者批评说，中国的评估体系排除了公民的参与。在这种情况下，它不能有效地感知来自公民的压力和要求，因此，它的责任心和反应能力不强。

此外，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政府已经公开了绩效报告。并且，通过审查两个地方政府公布的绩效报告可以看出，呈现给公众的绩效信息并没有想象中的繁琐。在排除了不透明和冗长这两个因素后，本研究认为，公民忽视绩效信息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是这些公开的绩效报告是从政府的角度产生的，侧重于呈现政府的工作过程，这可能不符合公民的需求。

政策建议

本研究提供了两种增加行为者之间定期和坦诚对话频率的方法。这种对话不仅可以提高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还可以重新审视政策的基本目标和策略。

第一种方式是发展国家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沟通，这可以大大有助于推进中央政策对地方政府意图和目标的共同理解。政策领域的模糊性只是一个程度问题，而不是是或不是。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消除政策的模糊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放弃减少政策的模糊性。发展各种形式的互动沟通，可能是相关行动者之间达成一致的政策基本目标和实际意义的实用解决方案。一方面，为了避免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政策意图的理解不一致，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需要与中央政府保持顺畅和定期的沟通。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也希望能从地方政府那里学到东西。这种沟通模式为国家和省级决策者提供了机会，可以共同审查绩效信息，制定更高质量的绩效目标和指标，甚至制定适用于各省的差异化政策。

第二条路径是发展政府、第三方和公众之间的沟通机制。目前，公众缺乏直接参与绩效信息生成的渠道。因此，在政府和政府以外的行为者之间建立一种沟通模式可能是一种技术上的补充，可以让公众参与到绩效信息的生成过程中，从而提高公众对绩效信息使用的动力。

二、留学感悟

对日本的一些认识

两年来的学习生活，我对日本的认识从书本和网络走向了现实，也更加立体和全面。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当属日本政府极强的规划能力。日本政府在上马项目之前通常会进行充分的调查、学习、意见交流和思考。《礼记》说，“凡事豫（预）则立，不豫（预）则废”，我想，日本人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

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来自于日本交通网络的设计和规划。日本人口密度大，城市之间的来往频繁，铁路对日本人出行意义重大。而日本铁路网发达、便捷，电车网几乎覆盖所有小城镇。而且，正如我们看到的，日本的车站从来不仅仅是车站，不仅多种交通设施相互融合，并且交通设施与商业设施也是高度融合，居民所需要的各种生活功能，基本都能在车站及其周边解决。城市围绕车站徐徐展开，车站成为城市的中心。车站与居民区没有明显的边界，融入居民区的日本车站及周边区域是整洁、有序、繁华的。这样的设计规划无疑极大提高了旅客和居民的便利和舒适程度。

究其交通网络成功的原因，“预”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正如社会学家傅高义在《日本第一》中提到，“日本官僚的作用是就各自主管领域的重要问题制订远景规划”。具体到交通网络的“预”，他举例说，当某一个中等城市计划建设交通网，就会选择别国两三个同等规模的城市，由本市相关人员组织考察，进行评价和报告。此过程往复两三次，最终落实到某一个外国城市的交通网，并结合日本城市的实际情况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革。结果就诞生了世界上最现代化的交通网。

因此，实实在在的调查研究也许会在项目之初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却能带来长远的好处。

一、研究成果

（一）论文题目

关于中国实施碳税的可行性研究

（二）摘要

中国承诺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达峰，并于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实现这一目标，哪些政策工具可以有效减少碳排放？

本文应用Kingdon的多源流分析框架，从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等来研究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对中国实施碳税的可行性进行全面的分析。第一，本文描述了中国的政策制定过程，作为理解后续内容的基础。第二，本文分析了公共政策议程中的具体问题的构建，政策工具的选择和政治力量的博弈。第三，分析指出了中国实施碳税的政策窗口的时机和可能性。

碳排放权交易和对电动汽车的补贴都是中国致力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国际社会的碳交易体系吗中提升自身地位的标志。要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电力部门的低碳化转变是重要且必要的。随着电力部门能源结构的改善，将打开进行碳税试点和实施碳税的政策窗口。

二、留学感悟——中日对比

（一）经济和社会发展

日本人善于学习外来文化，但又保持自身传统，将外来文化内化成自己文化的一部分。隋唐时期，官方派遣遣隋使、遣唐使，学习汉字和中国的文化艺术。明治维新时，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生活方式，变成自己的一部分。

（二）日常生活

空气很好，运动设施很丰富。日本的空气很适合户外运动，尤其是春秋季节。地震很多，从最初的惊慌到后来习惯成自然。

日本的四分之三是山地，物产不算丰沛，但对待食物、器物的态度、对待职业的态度、对大自然的态度很恭敬和郑重，应该和日本的神道的传统有关系。

（三）公共设施

公共交通与博物馆、图书馆等各种公共场所，无障碍设施非常齐备。我参观过三鹰市的儿童图书馆，武藏野的综合图书馆等等，这些场所将阅读、饮食、儿童娱乐等内容融合在一起，十分便利。各个街区的小型的儿童游乐设施分布密集；中国在这一点上还需要慢慢改善，比如目前很多书店、美术馆等地方轮椅都不让进。

三、未来计划

未来将继续进行碳税的研究，以电力行业为主，对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研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节能减排中的互相作用，以及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在减少碳排放中的协同作用。

一、研究成果

（一）论文题目

论中国老字号企业的管理理念

（二）摘要

全球各个行业都有历史悠久的公司。例如，成立于1345年的法国最古老的餐厅La Couronne; Kongō gumi(金剛組)，成立于公元578年的日本最古老的建筑企业;同仁堂，成立于公元1669年的中国著名传统医药企业，都拥有超过500年的历史。在中国，老字号企业是指历史悠久，在一定行业内提供独特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是指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认可度和良好声誉的企业(商务部网站，2006)。这些老字号产品质量高，通常是手工制作的。它们总能展现地域特色，在全国传统商品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因此，老字号企业不仅可以满足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在传承传统文化、促进国际交流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的一项调查，中国现有的老字号企业平均年龄为157岁(Li, Cui, Chen & Zhou, 2019)。在过去的100年里，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如社会和经济体制改革。这些历史悠久的企业在经历了这些巨大的生存挑战后，仍然在今天的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它们必须有保持长期可持续性的秘密。此外，一些研究表明，管理理念影响企业的发展。因此，管理理念或许是解开老字号企业持续经营能力之谜的钥匙。

近年来，现代企业稳步而迅猛地增长。虽然一些现代企业表现良好，但其他企业很快就会在短时间内倒闭。据统计，现代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为3.5年(Liu, Lu & Li, 2018)。这与老字号企业的长期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现代企业与老字号企业正走在不同的道路上。现代企业比老字号企业更工业化，老字号企业坚守传统文化和工艺。此外，他们都受到不同管理理念的影响，这导致他们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的差异，最终影响他们的长期经营能力。老字号企业的管理理念受到中国传统管理理念的影响，而现代企业则更多地接受西方管理理念(Zhang, Chen, Liu & Liu, 2008)。
因此，本研究试图从管理理念、有效领导、员工培训、利益相关者平衡和长远视角五个方面，将中国老字号企业与中国现代企业进行比较，揭开中国老字号企业长期生存的奥秘。

二、留学感悟——日本印象

（一）文明有序，高度自律。随处能感受到深入人心的规则意识和可在骨子里的礼仪。

（二）科学生活，合理膳食。日本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男女平均寿命高。

（三）公共服务方面的优势。垃圾分类，卫生消毒。儿童优先，老人照顾。现金的医疗体系和优厚的医疗福利。

（四）传承与细节。超过100年历史的企业数量世界第一。专注产品细节，精耕细分市场。

一、研究成果

（一）论文题目

关于科技型中小企业专利质押融资研究

（二）摘要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因为中小企业在降低失业率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强调科技发展对提高发展质量的重要性。习主席指出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支持现代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运用专利质押融资实施了多项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政策。但是中小企业仍面临专利质押融资的困境。因此，本文采用案例研究和比较的方法，寻找降低专利质押融资难度的解决方案。论文通过分析不同城市的不同模式或者案例，以及专利质押融资相关的法律制度，找出现行专利质押融资政策和法律制度的优缺点。并且比较发达国家和中国的政策和法律制度。从而本文通过完善专利质押融资的政策和法律制度降低专利质押融资的难度并有效地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将来科技型中小企业在经济增长和创新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科技型中小企业可以受益于政策和法律体系的完善。

二、留学感悟

时光飞逝，特殊时期在日本的两年时光，在这里体验了学习，生活和不同社会，在工作了许多年后有幸能回到异国他乡的校园深有感触。

在学习方面，刚到国际基督教大学感觉校园到处绿树成荫，非常好的学习环境所以我共修了58个学分，为了准备第二天的课在这里经常学习到深夜，课上开放式的讨论甚至辩论（Debate）需要更多的课前准备和独立思考，遇到严谨认真的教授和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和论文导师的交流中体会到导师知识的渊博、细致和有耐心，这些让我在将来工作和学习中受益匪浅。

在生活方面，刚来日本找不到路，素不相识的日本人总是非常热情的帮忙，有一次问路如何走到最近的地铁站，描述完路线但是生怕你还是找不对路，就先带着去地铁站。在日本经常看到跑步或者参加各种运动的人体会到很多日本人有着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日本社会方面，日本的法律规定尽量降低事故的风险，比如骑自行车不允许带人，晚上必须有点亮前灯，下雨天不能一边打伞一边骑车，更不能酒后骑车，都体现了降低出现事故风险的出发点。开机动车的司机基本都能做到礼让行人。日本的民宅基本都是很低的围墙，甚至没有围墙，都体现了日本社会的安全程度高，很少发生盗窃或者抢劫事件。

学无止境，将来继续努力提高，做更好的自己永远在路上，并将在日本所学、所闻、所思应用到工作中为中日交流尽自己绵薄之力。